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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ers in Immunology | 童春容×林跃辉主任团队:CD7 CAR-T治疗复发难治ALAL的早期探索

2026/11/13

近日,北京博仁医院童春容、林跃辉主任团队的一项临床研究成果《Case Report: Anti-CD7 CAR-T cell therapy in two patients with relapsed/refractory acute leukemia of ambiguous lineage with aberrant CD7 expression》正式发表于国际免疫学期刊《Frontiers in Immunology》。林跃辉主任为本文通讯作者,张帅医生为本文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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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Immunology

研究以病例报告(Case Report)形式,报道了两例伴异常CD7表达的复发/难治谱系不明急性白血病(ALAL)患者接受CD7靶向CAR-T细胞治疗的临床经过。研究显示,两例患者均在治疗后15-19天内获得形态学完全缓解(CR)和流式微小残留病(MRD)阴性,但后续出现早期分子学复发或全身分子学进展,并伴随深度骨髓抑制、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及严重神经毒性等挑战。该研究为CD7 CAR-T在这一罕见高危白血病亚型中的潜在价值提供了初步临床证据。

研究背景:ALAL治疗棘手,CD7或成潜在靶点

谱系不明急性白血病(ALAL)主要包括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和急性未分化白血病(AUL),起源于多能造血祖细胞,缺乏明确的单一淋系或髓系分化特征。该类疾病约占急性白血病的2%-5%,具有复发率高、长期生存差、治疗缺乏共识等特点,尤其是复发/难治(R/R)阶段,治疗选择极为有限,临床挑战巨大。

CD7是一种主要表达于未成熟T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及部分白血病/淋巴瘤细胞表面的跨膜糖蛋白。由于其在正常成熟细胞中表达有限,CD7为靶向治疗提供了相对“肿瘤特异性”的窗口。近年来,CD7 CAR-T在T细胞恶性肿瘤、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以及部分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展现出良好前景而受到关注。那么对于伴异常CD7表达的ALAL,CD7 CAR-T是否也可能成为一条有效路径?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入组了两例伴CD7异常表达(定义为≥20%白血病原始细胞CD7阳性)的R/R ALAL 患者。回输前,患者均接受清淋化疗(day −5至−3),day 0为CAR-T细胞回输日。CAR结构包含CD7靶向域、4-1BB共刺激域与CD3ζ信号域,并采用IntraBlock技术,将CD7结合片段与内质网滞留信号融合,降低转导T细胞表面的CD7表达,以减少CAR-T细胞“自相残杀”。

两例患者均属于临床上十分棘手的情况。患者1为31岁女性,诊断为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MPAL,B/My),骨髓中原始细胞异常表达CD7(比例达93.94%)。患者先后接受了多种化疗及靶向治疗,但始终未能清除,疾病持续进展。患者回输了自体来源的CD7 CAR-T细胞,剂量为9.0×10⁵细胞/kg。患者2为35岁女性,诊断为急性未分化白血病(AUL),携带 PICALM-MLLT10 融合基因及PHF6、ASXL2、ETV6突变。患者此前已接受过两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末次移植后出现分子学复发,此后经多线挽救均告失败。患者回输了供者来源的CD7 CAR-T细胞,剂量为10.4×10⁵细胞/kg。

研究结果:快速缓解,但缓解的“深度”与“持久性”仍待突破

两例患者均在回输后迅速获得形态学完全缓解(CR)且流式微小残留病(MRD)阴性:患者1于第19天、患者2于第15天达标。其中患者1还实现了分子学缓解(RPN1-MECOM融合基因降至不可检测水平);患者2骨髓达到流式MRD阴性,但仍可检测到低水平PICALM-MLLT10转录本(0.14%,高于检测下限0.01%),未实现完全的分子学缓解。

体内CAR-T扩增呈现出经典的“初始滞后—指数扩增—峰值—回落”动力学。患者1的CAR-T细胞于第19天达到峰值(2.45×10⁷/L),与分子学缓解的实现同步;患者2的CAR-T细胞第11天达到峰值(2.23×10⁵/L),第15天骨髓MRD转阴。CAR-T扩增峰值与肿瘤清除在时间上的吻合,提示该疗法可能具有明确的靶向抗白血病活性。

然而,缓解的持久性却不容乐观,两例后续均出现早期分子学复发或全身分子学进展。患者1在缓解后两周内桥接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但移植后约3个月出现分子学复发,最终死亡。这提示患者体内可能残存CD7阴性白血病干细胞,或治疗压力下出现了抗原丢失的变异株。患者2骨髓维持流式MRD阴性,但外周血PICALM-MLLT10融合基因水平在第42天骤升至27.88%,提示髓外/全身性分子学复发,最终于第44天死亡。

安全性:深度骨髓抑制、迁延性CRS及严重神经毒性需高度警惕

疗效之外,研究团队对不良事件进行了细致的动态记录,结果同样引人深思。两例患者均出现了深度而持久的骨髓抑制,外周血白细胞一度低于0.05×10⁹/L,血小板长期低于10~20×10⁹/L,需要持续的成分输血支持,背后既有化疗与移植带来的骨髓损伤,也与CD7 CAR-T对造血微环境的细胞毒性有关。

感染方面,患者1出现了胆囊炎伴肝胆肿大,合并疑似肺部感染,最终经抗感染治疗后逐步好转;患者2则经历了混合病原感染,包括HHV-6病毒血症与腮腺炎,抗感染治疗效果有限。

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方面,患者1为1级,IL-6峰值为164.9 pg/mL,经糖皮质激素等支持治疗后控制,但激素减量后易反复发热;患者2则出现了3级CRS,体温峰值达40℃,IL-6峰值为321.90 pg/mL、铁蛋白峰值为11,830 ng/mL,需要长期糖皮质激素干预。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神经毒性。患者2在回输后第10天起出现左眼视物模糊,随后进展为双侧面瘫与舌麻痹,症状进行性加重,至第38天出现双侧瞳孔不等大、惊厥及脑疝征象,临床符合美国移植与细胞治疗学会(ASTCT) 共识中“很可能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的判断。因患者及家属拒绝颅脑MRI和腰椎穿刺,未能确诊,并需与HHV-6脑炎、中枢白血病等鉴别。

研究意义与展望

研究团队指出,该病例报告提供了几点值得关注的启示。第一,CD7 CAR-T对重度经治、伴CD7异常表达的R/R ALAL能够在15-19天内诱导形态学CR与流式MRD阴性缓解,初步观察到其强效的“靶向”抗白血病活性得到印证。第二,缓解的持久性仍有限。两例患者分别在移植后早期分子学复发、以及骨髓流式转阴背景下出现外周血融合基因显著反弹。可能的机制包括CD7阴性白血病干细胞残留、抗原丢失变异、疾病生物学侵袭性以及既往移植和GVHD等免疫环境影响。骨髓与外周血之间分子学反应的不一致,更提醒临床医生在评估疗效时不能只看骨髓流式,应重视同步监测外周血融合基因,警惕髓外残留。第三,CD7 CAR-T可能更适合作为缓解后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或联合巩固策略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治愈手段。

同时,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仅为单中心两例报告,两例患者疾病亚型、既往治疗线数、CAR-T细胞来源(自体/供者)均不相同,尚不足以推导确切的缓解率、复发率或毒性谱;随访时间短,无法回答长期生存、继发肿瘤等问题。未来可能通过联合去甲基化药物(如阿扎胞苷、地西他滨)上调抗原表达、开发双靶点CAR-T(同时靶向CD7与CD19、CD33或CD38)、进一步优化CAR结构与制备工艺,以及在桥接移植前后进行更严密的免疫抑制管理与中枢神经系统监测,有望进一步巩固疗效、管控毒性。

结语

CD7靶向CAR-T细胞治疗可在重度经治、伴异常CD7表达的R/R ALAL患者中诱导快速形态学和流式MRD阴性缓解,显示出较强的靶向抗白血病活性。但早期复发和显著毒性,尤其在移植背景下出现的严重神经毒性,提示临床需谨慎选择患者、加强支持治疗,并探索联合或序贯巩固策略。该疗法在ALAL治疗格局中的确切地位,仍需更大规模、更长随访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Zhang S, Lin Y H. Case Report: Anti-CD7 CAR-T cell therapy in two patients with relapsed/refractory acute leukemia of ambiguous lineage with aberrant CD7 expression. Front Immunol. 2026; 17:1961900. doi:10.3389/fimmu.2026.1961900.